猫猫

沉迷学习,无法自拔。

一则书摘。

山见鹿:

图书馆翻摩罗的《耻辱者手记》。除了因为第一章的观点实在有那种“真诚的偏激”所以我持保留态度外,后面讲到知识分子,尤其是鲁迅的地方是值得看一下的。作为一本90年代末出版的书,有的想法上算是比较犀利的。
但是这种犀利反而应该引起读者警惕,因为“犀利”容易让人觉得读着爽快,而觉得爽快就容易去不假思索地认同,以为是作者说出了心里话,觉得认同作者就是自己“有个性”的表现,其实不过是被作者的逻辑带着跑而已。
摘一篇作者写的对“狂人”的思考。

狂人:彬彬有礼的反叛者

《狂人日记》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,其叛逆精神确实值得我们这些学子仰慕。但是,在再三玩味之后,我却禁不住生起一种莫名的怅惘。狂人被看作是几千年文化史上第一位真正的反叛者,其宣战的姿态,该是最有磅礴之气和潇洒之风的吧。单是根据作品的标题,我们就有理由要求作者为我们提供一个恣睢狂放、疯头疯脑、横扫一切的恶魔形象,好让我们借此一吐几千年的压抑和憋闷。如果连疯狂也得老老实实、谨小慎微,那我们这个民族哪还有喘息的机会和渠道?
不幸的是,《狂人日记》中的狂人却正是一位老老实实、谨小慎微的精神病患者。他深谙事理,参破了中国生活的玄机,但只是放在脑子里盘算,静静地坐在那里盘算。他因为这盘算显出那么一点呆头呆脑,就引来从赵贵翁到贫贱百姓到家人到小孩的一致敌视。于是他的行动更加不自由了。他只有把自己反扣在房里,在这几近窒息的窄小空间,孤独地翻翻古籍,独自惊讶于有关吃人的独到发现。

有了这个发现之后会怎样呢?他只是觉得整个世界“都笑吟吟地睁着眼睛看我”,觉得“他们想要吃我了!”他的命运是每觉醒一层就多一层痛苦和恐惧,几乎连挣扎的余地都难于找到。狂人最后悟出自己难见“真的他深谙事理,参破了中国生活的玄机,但只是放在脑子里盘算,静静地坐在那里盘算。他因为这盘算显出那么一点呆头呆脑,就引来从赵贵翁到贫贱百姓到家人到小孩的一致敌视。于是他的行动更加不自由了。他只有把自己反扣在房里,在这几近窒息的窄小空间,孤独地翻翻古籍,独自惊讶于有关吃人的独到发现。

有了这个发现之后会怎样呢?他只是觉得整个世界“都笑吟吟地睁着眼睛看我”,觉得“他们想要吃我了!”他的命运是每觉醒一层就多一层痛苦和恐惧,几乎连挣扎的余地都难于找到。狂人最后悟出自己难见“真的人”,我看他首先是难见他的异族兄弟。果戈里笔下的狂人,他是按着自己的意愿勇敢地行动着的。他不但大胆地向科长的女儿写信倾诉心中的爱情,而且一夜之间把自己装扮成堂皇庄严的西班牙国王,从而在精神上可以跟威盖四方的俄国沙皇平起平坐。更早的时候,在塞万提斯笔下所出现的那位西班牙骑士,那位疯疯癫癫的堂吉诃德,当他挥舞长剑向他所认定的罪恶冲锋砍杀的时候,真是充满了征服世界的豪情,他才是叫人扬眉吐气的狂人英雄。可是鲁迅笔下的狂人却是一位如此安静、如此自抑自囚的绅士。我们中国人连发狂也不能忘掉那有形无形的规范和束缚,连发狂也不能有一时片刻的张扬放肆和胡作非为,而只能做一个脚踏实地的、循规蹈距的、彬彬有礼的良民。他几乎从来没有想过要将自己的七情六欲表现出来、表达出来,面对满世界的黑暗和罪恶,他只能静静地“研究他们如何摆布我”。也就是说,虽然他在精神上有了觉醒,有了非凡的洞察力,可他依然只是一个等待着承受迫害和凌辱的乖孩子,连撕开脸皮吵闹一通的力量都没有。从这个狂人身上,我们不难体会到,长期以来我们民族所受到的压抑是如何地深重,如何地难以解除,难以摆脱。

狂人无法满足我们发泄的愿望,并不是他个人缺乏激情或吝惜激情。我更愿意承认,是因为狂人的环境过于严酷,才使得他无法潇洒起来。前些年,布托的女儿从欧洲回到巴基斯坦,一下飞机就对记者说,她此次回国,是为了进行反对哈克总统的活动,那风仪确实洒脱。可她的洒脱之所以能够存在,是因为端坐在总统宝座上的哈克先生既没有派军队去扫荡机场,也没有派杀手去扎破布托女士的肝脏或心脏。遥想若干年前,一个名叫孙中山的中国人,为了喊出一句“驱除鞑靼,恢复中华”的口号,竟然要先跑到异国他乡才敢于张口。即使这样,还是在万水千山之外的伦敦身陷囹圄。中国人的这种认真劲儿,实在太出色了。在这样的地方,要做一个英雄,那真是太不容易。我们深察了这样一些国情,再为狂人想想,他除了躲在房子里,一边翻翻“陈年流水簿子”,一边喃喃自语,轻声念叨几句“吃人”之类,也实在难有更潇洒的表现。即使他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,做出更加强烈的破坏性行为,那也只能是先破坏了自己。狂人出于保护自己的本能,不想那样做,我们是决没有权利要求他一定要这样做的。我们只能要求自己如何如何,而不应该要求别人怎样怎样。我们不会这样去做,因为我们并没有发狂。狂人也不敢做得更多,大约因为狂人也没有真的发狂。照我的浅见,中国人只要屈居人下,是决不会发狂的。真正发狂的,是那端坐在金銮殿上,把全国的人力财力都投入到修建长城和万寿宫上去的人,和那分而投之──把人力投进监狱、把财力投进自己腰包的人。但这种人的这种行为,在中国不叫发狂,而叫英明决策。所以,名正言顺的狂人,在中国是永远不会出现的。

从《狂人日记》中读出这一层,真叫人不寒而栗。中国生活对于生命的压抑,已经远远超出了“控制”、“钳制”使之无法冲动的状态,而是进展到了使生命冲动本身不复存在的地步。中国人最杰出的文化成果之一,就是创造了最严格最完备的奴隶规距。每个人都要按照这严格而又完备的奴隶规距来约束自己、来权衡自己的言行举止。所谓理性,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对于奴隶规矩的认识能力、适应能力,和对于自我生命的调节能力、压抑能力。狂人虽然顶着一个狂字,表面上也确实有点疯疯癫癫、语无伦次,实际上却完全符合这一“理性”标准。在小说行进的整个过程中,狂人主要是在“万分沉重,动弹不得”的小房里,深切地反省自己、权衡环境。他的批判的锋芒主要是指向自己的。即使是偶尔向外,也一直是在小心翼翼地跟人们讲道理。他十分清楚自己的弱小地位,他只能在循奴隶之规、蹈奴隶之距的前提下,才敢尝试着讲几句提醒的话。他内心充盈劝转吃人者的责任感和希望未来者不要继续吃人的善心。真正发自生命底部的非理性因素,比如膨胀自我横扫天下的欲望、砸烂世界或者征服世界的野心、完全忘掉外部环境完全无所顾忌一任自由意志呼啸猛进的放肆等等,都极其稀薄甚至一点也找不到。这样,狂人的反叛就不带有一丝恶魔的气质和狰狞的面目,他只是一个彬彬有礼的反叛者。狂人的反叛方式体现了十足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做派。

我们在悲哀之余,不得不惊叹鲁迅先生的清醒。他太了解中国和中国人了。他太知道中国人精神上的束缚和压抑了。他之所以不让狂人作歇斯底里的发泄和魔鬼式的反抗,正是基于这样的清醒。可是,一般的文学人物处理成这样,可以说是理所当然,既然是塑造一个狂人,为什么也要写成这样,而不让我们这些可怜的读者得到一点发泄和满足呢?狂人的故事实际上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暗示:在中国,即使发狂也万不可放弃奴隶规矩,而必须做一个斯斯文文、温厚驯良的狂人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鲁迅又实在太残酷了。我这样说并不是要责怪鲁迅。我相信他不是故意要这样残酷,而是因为他的气质、他的底气只能写成这样。也就是说,鲁迅与狂人是心气一致的,他们都是彬彬有礼的反叛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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